摘要：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也即是1644年的4月25日，随着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自缢于煤山，以此事件为标志，最后一个汉人王朝大明帝国，也终是大宇中倾，走向了消亡。此后，伴随山海关之吴三桂的冲冠一怒为红颜，大顺朝也未能承得天命。而被吴引入关内的清...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也即是1644年的4月25日，随着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自缢于煤山，以此事件为标志，最后一个汉人王朝大明帝国，也终是大宇中倾，走向了消亡。
此后，伴随山海关之吴三桂的冲冠一怒为红颜，大顺朝也未能承得天命。
而被吴引入关内的清军，则依托此前已然执行的八旗增设等制度，收编了在关外的辽东军，此次再度收编关宁军，两相结合之下，在军队特权扩大和分封的许诺下，清军愈战愈强，轻易的在关内就收掇了已失王气陷入内耗的残明，以及毫无纪律性可言，缺失雄心的割据军阀，达成了华夏封建时代的最后一次大一统——建立大清帝国！
至此时开始，到二十世纪的初年，清王朝一共在中原大地上经历了近三百年的浮沉，期间有将版图扩大到历史最大的荣耀，亦有经历有史以来最为屈辱的一段时光，此间物事流转一言难尽，而本篇要赘述到的清朝军队和武器之发展历史，则正蕴含于此中。
清朝军队——18世纪的军队样式
谈起清朝的火器发展，逃不开的一个关键点，便是清朝军队制度的演变。
不同于常见火器发展国家之普遍从军事中分割出武器设计，并以此产出的新式武器对军队进行迭代升级的常规模式，清朝对火器的发展，基本每次都由军队体制的变化而引领产生，其主要包含有“八旗和绿营转向勇营(巡防军)，勇营转向武威军团，以及武威军团转向北洋军”的几次转变。
八旗制度——正蓝旗
这之中，此军事体制最早的应用，便是在关外时期设立的八旗制度，以及入关时期设立的绿营制度。
其实在本质上来说，大清帝国作为最早起源于明廷以东地区的女真部落，底蕴是较为不足的，甚至在明灭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实力都是远远不如前朝的，它之崛起有许多的偶然因素，诸如“四路攻清被一路破之、袁崇焕之死、朝野腐败、军队割裂和吴三桂倒戈”等等的事件，都能说明这一点。
清兵入山海关和山海关之战
不过只靠运气的垂青，自然也是不可能成事的，不能否认的一点是，清朝在初期的数代雄主统治下，已然具备了其他竞争者没有的优秀特质，如兵员的优质和统治者的开明，又如最关键的“军队制度之优势”这一点，这些都使它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其中，“军队制度的优势”指的便是八旗制度和绿营制度在吸纳敌对军事力量方面的能力。
清早期的统治者，通过吸收蒙古军和汉军组成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和绿营汉军的手法，将自身的力量扩大了数倍，并通过保持军队的地位和更大的上升潜力，将所有的军队拧成了一股只尊于少量满洲贵族的硬绳，这使得他们在入关之后的战争中百战百胜，又因为后续的强硬废番，而保持了军队完全由皇族所掌控的核心优势。
以皇室为核心的军队
简而言之，清的崛起并非许多人认知中的骑兵强势，而是在军队中融入整合敌方力量的这一点上，这在前文的阵法篇中也可以证明，明朝的军事搭建就是完全克制骑兵的，所以在本质上，对南部残余力量的硬战，也都是八旗和绿营汉军在打，这两支部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明朝火绳枪军队。
八旗汉军/乌真超哈/重军
如此，清朝在初期便形成了一种极度近似于明朝初期的军事制度，在吸纳了明火枪兵和蒙古骑兵后，清朝初年拥有了一个类似于三大营的皇家直辖部队“二十四旗”，并同样有世袭驻扎于各地的非常备军团“绿营”，此为清朝在最早期时的军队体制。
大阅图卷中的二十四旗——局部
在后续，这种八旗和绿营的制度，转变为了勇营制度。
这主要是由于清朝统治层陆续设立“非常备军之将兵不见、文人统军、兵权高度分散和常备军之高俸无作训”此类的缺陷制度所导致的，这些制度使得清初军队在王朝的中叶左右迅速衰败，二十四旗失落于王朝初年，绿营军则陷于十大战役之后。
军纪松散的绿营兵——江北大营
各中最主要的原因，便是在于统治层因为“防汉”的理念，对主力汉军进行的大量兵权分散，以及对常备军八旗的放纵，基本只重视忠诚度，而不重视军事强度的这种行为所导致的。
并且，因为这些腐败诞生的条件所存在，在清朝的初期和中期时段，军队就开始出现了大面积的腐败空饷和实力下降等问题，这些问题也随着时间的流转而愈发严重。
引用一位外国学者对此时清朝的评价，这大概是统治层“以弱且唯一之军队，维持统治的一种形式。”
营兵在平常担任差役职务
这种制度能够在和平时代拥有较好的社会效果，因为可以执行类似于警察的职能，如绿营军在战争未爆发时，就基本属于差役等职位。
但是，这种军制在大规模动乱以及强大的外敌入侵时，便失去了效用，这主要是因为警察是不可能快速变成军人的，形成的军队也只能是有形无实的，因此应对同等数量的常备军队时，自然也是不如的，这种问题的实际体现，就有后世绿营军在与太平天国的战争中，面对常战之师天国军所表现出来的弱势。
绿营军——实际状态与图片相反
不过相对的，从未有过大规模民族融合的清朝多民族王朝，统治层的绝对军事控制力下降，同样也代表着十分危及统治的威胁，这里涉及到一个隐性的博弈。
例如，在巡防营的制度设立后，清朝就拥有了较强的军事力量，但严重缺乏向心力的清王朝，随着朝野内新形成的地方军事集团出现，相应的皇权之实力也就下降了，因此统治层便需要设立由中央直接掌控的中央军来弥补这一点，可以说清朝的统治，一直都是一种比较畸形的状态。
中央军——北京野战队(神机)
总之，清帝国在失去了兜底的中央军二十四旗的军力后，努力维持的弱小且独裁之军事体制，在遭遇大型白莲教叛乱和大平天国之叛乱时，是不可能抵抗的住的，事实上也正是如此，这些军队在战争中很快就奔溃了。
这种情况引申出了后续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借鉴戚继光制度，围绕地方乡绅集团提供的经济支持，以及本土兵员对于同乡的信任，搭建而出的“巡营军制度”，这一阶段在后世的成果主要有“湘军、楚军、甘军和淮军”等地方军队。
湘军火枪队
相应的，这种地方军崛起后，清朝中央掌控王朝的实力一人就大幅度的下降了，王室为了中和这一点，亦推出了神机营和永胜军等部队，此为清朝中期时转向的军队体制。
永胜军
其实，这种类似于戚继光使用的军队制度，在本质上和前者还是有较大区别的。
这主要是源于前文中提到的“文人治军理念”所产生的隐患，曾国藩等人并不善长练军，这加之掌控军队之庞大，以及军队向心力的不足，让这类的地方军，形成了人数众多却仅能在特定条件下有较强斗志和战力的特点，因此他们其实更类似于明末时代家丁化的地方军团，而非像戚家军那般忠义精军。
湘军
这种带有明显缺陷的军队体制，加上欧洲由拿破仑战争形式引领和工业化时代拉出的两代欧亚军事后勤体系之差距，使得这种军队体制在甲午战争中再次面对日寇时更显差距，很快就因为军事体制的区别，而收获了与明朝完全相反的苦果。
一直到此时，在甲午战败后国之将倾的局势下，清朝的统治层和地方军事集团才勉强开始放下尔虞我诈，在军队的建设上达成协作。
此二者，以中央王城做为基点，组合地方军的势力，进行了原先缺乏的后勤体系搭建和低/高级军官的培养，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支近代化部队，这也是清军在甲午战争后发起的军队体制之转变。
1902年的武威右军
这项计划也被叫为百日维新，是由光绪帝和革新派主导的一项全面自强运动，主要的军事成果有守卫王城紫荆的武威五军团，其中包含有聂世城的武毅军、董福详的甘军和袁世凯的新军等部队，亦有“汉阳、大西古、太原等兵工厂”和由天津军事学院扩展而出的“威海卫、山海关等军校”被兴建，以及大量的自建铁路被铺开。
如此，清朝在甲午战争后搭建的军队体制，便具备了现代化军队的许多特质，如训练军队作战由德系教员进行，培养低/高级军官由德系教官执行，且拥有生产英、法、德等列强击发后装火枪、机枪、火炮和弹药的能力。
江南兵工厂外运送新式武器
本质上，这支军队已经属于较强的近代军队了，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流出的各国观察员后续记录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根据记载，留守在王城的武威军团之前军、中军和后军，给八国联军中较弱的几国(日法)造成了巨大的杀伤，给较强的几国联军(英俄)也带去了比较大的损失，虽然在战后这三军也直接被重创到解散，但也足以说明，当时清廷的陆地军队，是不怎么弱后于列强的，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不堪。
因此，在此次战争之后，看到了国产近代化军队强度的皇室，就开始了全力支持武威军团残存的左右军，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扩充和增强，这次投入的成果便是名声迫大的武威右军之演变“北洋军”的诞生。
这支强化版的武威右军，在袁世凯的把持下，融入了行营将弁、陆军师范、军医、马医、军械、经理学堂和军官、宪兵、陆军速成学堂及陆军讲武堂、电信号学队等现代化军队制度后，就形成了清朝的第一支现代化部队，这也是清朝的最后一次军队体制演变。
1905年的北洋军
不过因为袁的掌控，北洋军到这里其实已经和清廷的关系不大了，一直忌惮于番镇和地方军势力做大的清王朝，最终还是倒在了长久防备的事物上，此为清帝国在整个历史上的军队体制演变之全过程。
王朝
上述的这种军事体制之转变，我们同样也可以用更深层次社会环境和王朝制度等视角来进行理解。
例如，在一位学者对古华夏王朝更迭的解读中，就将古华夏封建王朝的运营目标，划分为了“监督、保护和巩固，并通过偶尔开展大型公共工程，在实际的事务中进行创新”的这几点。根据这些，我们可以了解到，古代华夏王朝运营的首要目标，一般就是在一个庞大且多样性的帝国框架中，保持社会规律性和维护共同标准的这两点上。
古代统治者
简单来说，古代华夏人民对统治者的认可，更趋近于带来新生活的这一项，因为古华夏采用的是精英政治，所以相较于欧洲的贫富差距会更大，因此对于大多数的汉人而言，只有当王朝能创造一个大的和平环境时，王朝对于军事的热衷才会受到钦佩和支持。
创造和平社会
得到上述的这些条件后，我们便能理解清朝之军事实力，相较于各朝各代的衰弱期都要得早更多的缘由，即是“清朝军队一般只执行统治，而并非保护”的这一点。
处于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清军相比历史上的任何王朝主力军，都会更加容易地陷入腐败行为当中，这组合绿营采用的“非常备兵员军队制度”，在这点上会更加严重，因为其采用的是临时的战事建军模式，所以在组成军队后的非常备兵员，通常也都会带着短暂参军增加收入的思维来进行作战，所以如此情况之下，军队战斗力自然也就每况愈下了。
画作中的非常备军——绿营兵
此外，另根据《国富论》对清代GDP的考证，我们还可以得知，即使是在动乱的19世纪时，清朝在世界范围内的财富总值也仍然能达到整个世界的1/3程度，而在这样富裕国家统治下的清民，其收入却大概只能达到欧洲居民的1/2左右，甚至会更少，如此巨大的阶级差距，想指望民众对王的卖命，显然也是不可能的。
国富论作者 亚当.斯密
如此，结合上述“社会环境和王朝制度之缺陷”，以及在前文军队体制变化中提到如“将兵不见、文人统军和兵权分散”此类的军制缺陷，我们便能认知到清初军队的整体快速弱化，是如何在多重影响下而产生的，此为对清初军队制度衰败的宏观理解。
而在清初军制衰败的同时，在上述中，我们也提到了清初由绿营军制向勇营军制的地方军势力之转变，以及清王朝竭力维持现状，并将衰败军制保留了长达百年的行为。
18世纪的清朝军队
在前面，我将这部分的行为概括为“皇族维持单一军队的控制权，并保证王室统治”的这一点上。这种说法，单从字面意义上来看会比较难以理解，但结合本节的社会环境和王朝制度之视角来看，这点就非常的容易认知了。
根据一名学者的评价，古华夏的中原政权，通常会由于中亚和内亚的游牧走廊阻隔，而将最大的扩张目标设定为沿海至内亚适宜农耕的所有地区内。
农业、游牧和觅食社会
然而，又因为区域之外不具备王朝所需农业土地的原因，以及上述提到东亚中原区域民族对于大一统和平社会的长久目标需要。所以，通常王朝的更迭都会在一个极短的时间内被推动完成，随后王朝的统治者也会因为区域环境的影响，很难产生对西面进行大规模征伐的想法，从而使战争始终保持在一个单一且较小的限制下，转而以此关键点，古华夏对国家的统治就和地球另一边的西方国家出现了差别。
因为十大战役而扩大疆域至上限
不同于西方国家因为疆域小，而为获取更大利益走向的对外征伐之路，中原地区的王者，通常会因为疆域的饱和，而更愿意将强大的形式通过对权利的掌控来实现，这一点对于将版图扩大到最大且有大量高产量作物流入的清廷来说更甚，他们在十大战役之后便失去了扩张的理由，且因为游牧民族的衰弱和海防体系的搭建，完全没有意识未来会遭遇到威胁的可能。
海防体系，大量军队守护海疆
如此之下，以绝对如臂使指之军队对整个王朝进行绝对的统治，便是清廷的第一需求了。
然而，军队体制已然固化腐败，想要重整军伍必然会对原有部署的利益链条产生破坏，对于当时扎根在关键地域，并是帝国唯一军事单位的清初旧军而言，这等于是皇帝活腻歪了自寻死路的一种行为，自然不可能出现。
被八旗簇拥的乾隆，这是把双刃剑
因此，对于当时的清朝统治者而言，最优的选择便是努力维持住当下的状态，这样可以保证双方的利益都存在，即便这些军队确实有些弱的离谱...
然而，这种军队的弱势在遭遇强敌时肯定也是会出现问题的，在上述中我也说过这种军队在与太平军战斗中的惨败。因此，结合统治根基不动的核心理念，由地方军进行发展也只能是毫无他法的办法了，遂在太平战争的期间，清朝军队制度产生了由绿营向湘军等地方军的军制转变，清朝的统治由原先的绝对统治链，变成了与多个实权集团组合的利益统治链。
晚清的军队实权派系——示意
此种的勇营制度，在后续经实战考验，也确实证明了相较前者更强力不少的事实，在军队同乡斗志的加持和军队火器装备率扩大50%以上的装备提升下(淮军80%)，以及融入戚家军的小队编制和扬长避短的防守反击打法，使它们击败了立朝以来最大的内乱“太平天国起义”，在后续也几乎通过平定各种内乱和拦截外敌入侵，完成了一开始时定下的卫国目标。
然而，因为一些社会环境和制度产生的影响，此种军制在发展中也存在相当的盲点和缺陷，这些问题最终使它在武器装备差距不大的甲午海陆战争中一败涂地，在后续被迫转向了全面西化的“新军武威军团”之军队体制。
武威军五军团
这之中，主要便是源于三个原因，一是科举制度的这种上升形式，二是农业社会征伐壁垒的这种限制条件，三是兵员选拔、练兵形式和部队编制的这些军队体制缺陷。
其中，我提出科举制度的问题，指的主要是这种精英选拔对于形成科学社会的负面影响。
古代科举制度
虽然这种制度能为古代王朝形成一种选拔高级人才的非贵族统治之精英治国框架，但民众更低的GDP和平民精英一人兼具多种才能的社会形态，也代表了社会很难形成以某一单一学科单项人才组成的共同研究组织，所以通常古中国的某类研究都出自于某个人，并只是带有几率性，且间隔周期都相当的长。
与之相对的是，欧洲在16世纪后便形成了科学家协会和同行间的交流网络，此后便在各种各样的群体力量加持下，快速形成了科学社会。
法国皇帝访问巴黎科学院
如此，在清王朝竭力维持各项王朝统治之社会制度下，清廷虽然较日本更早地接触到西欧工业化的成果，但几乎没有形成任何有效的借鉴，其根本原因就是古代华夏的精英在差异化的形成条件下，无法理解另一方精英的成果，而造成“学习效率弱和缺乏搭建复刻的基础”此类的问题。
因而，清朝花了上百年时间才搞定自产西欧枪炮弹的工厂，以及军事学院等现代化军队之必须，然而此时完成这些已经显得太晚了。
清朝兵工厂
其二征伐壁垒的问题，在上述我已经简单提过，主要是由于游牧墙在中亚和内亚地区的存在，以及征伐需求的过于饱和所导致的，所以清廷无法接触到同时代的中亚三大火药帝国，主要的对手只有骑马的，这使得中原无法向欧洲那样在不断与火器国家进行的小规模战争中改善自己的火器。
在准格尔战役中对付骑兵
此外，据后世流传下来对于一位清朝将军的采访，我们也得知了欧洲进入古中国的燧石质量问题，这使清朝在早期对带枪架的火绳枪与燧石枪之间的强度产生误判，这同样带来了清在火器方面的发展落后，不过基于德国能在战争中二度以单发枪击败法国连发枪部队的事实，这一点问题其实并非最致命的缺陷。
燧石质量差的前提下，火绳枪可靠性更好
在我的认知中，第三点的部队制度缺陷，才是清朝在面对日本军队时强度不足的主要原因，根据乔治.S.巴顿将军“战争可以用武器打，但要靠人来打赢，获得胜利的是跟随者和领导者的精神”的这种理论，我们可以得出现代军队强度“以人为本”的核心。
然而，清朝依据《纪效新书》搭建的巡防军制度显然不具备这一点，虽然曾国藩等人为它注入了30%-40%比例的大量火器，甚至在后来的淮军时代还达到了80%的持火器比例，但以数百年前的军队体制用来对抗现代的军队体制显然还是不够格的，这主要体现在“兵员选拔、亲信统军、练兵流于形式、地方军出现派系之争和后勤体系差距”的此类问题上。
巡防军——淮
例如，帝国最后的巡防军淮军，就大胆地将军官选拔中加入了行伍、武举等人群的范围，这使得军队在军营外非管控的状态下军纪涣散，甚至发生过数次破城洗劫的事件，而且洗的还是自己的城。
这样的军队，我说它练兵流于形式想必诸位就很好理解了，根据一份李鸿章邀请德国顾问对淮军练兵进行参观的事后记录显示，德国人评价淮军练兵和纪律已如德军一致，这再结合上述淮军在外的表现来看，便能知晓清朝巡防军从未将所学用在实战之上。
德国人和李鸿章
其实，这种情况也与另一个军队制度的问题有关，那就是从清朝地方军建立之初到灭亡时一直存在的“亲信统军问题”。
在前文中我提到，清初的军制将统军群体的权利分割和军队状态的非常用化造成了军队战力下降的问题，曾的巡防营制度对于此种战斗力下滑的改进是将整个军队以单一群体来进行打造，从而缩小将与军和兵与兵的隔阂化，使整支军队空前团结。
亲密无间的淮军
但是，这同样也诱发了后续军队的同乡派系等亲信化的问题，此种问题在后续战争中也有实际的体现，如“北洋舰队中的骑兵军官担任海军指挥，以及陆军部队由曾经的水上军官统帅担任”此类。
根据一位欧洲观察员后续留下的记录，对这种军队组成也做出了较差的评论，即“军队战争不选择专精此道的人员，而是以亲近忠诚为先”，可想而知为什么此种军队在面对专业的现代日军时为何表现的如此差劲了，这一点也在后世的大型战争中有实际体现，例如李鸿章假设出现不对称海上战争而购入的大量鱼雷艇，就打出了惊人的0%命中率，主要原因就是源于军队的不专业。
甲午战争被俘虏的清军
除此之外，巡防军部队输给现代军队最关键的军队体制之问题，还有“军队后勤”的方面。
自汉武帝时期的举半国之力供应军队对外征伐的后勤体系起，古华夏的军队后勤一直都是一种战事临时的体系，近千年都未大变过，甚至后来还有所不如，因为它们没有武帝那样的魄力，这样的后勤制度，总结就是打仗前通过各省筹一堆物资，随后立即开拔行军的流程。
而西欧在拿破仑纵横之后，后勤体系就转变为了相对华夏更优的形式。
例如，每名士兵都需携带足量的物资，并在军队中配置比战斗部队更庞大的后勤车队和在作战目标地预先置存大量的物资仓库，以及对占领地的大规模战时征收此类的操作，都能使军队在战争中过的很好，甚至还能拥有良好的营养搭配。
而在欧洲工业化时代来临之后，欧洲的工业化新发明更加持了这一点，欧洲列强在清朝跨省作战都费劲的时代，甚至能将军队投送到世界上的八个时区进行战斗。
